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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赤色记忆组合
老年园地  作者:ltxgzch  加入时间:2012-3-20 10:52:07 点击:1856 
 
师恩如山何处报
 
---- 历史怎能会忘记我们的周允、姚建伊、郭可察、陈卓尔和关世俊等老师
                    
作者  魏常林
 
    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在我的内心深处最害怕的还是时间的消失。因为稍不注意,它都会随时从自己的眼前溜掉。随着时光的消失和记忆的消退,我的很多老师已经渐渐被后人遗忘掉了。或许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们怎么会想呢;但作为晚辈学生的我,却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以便能为后来的人们多留下一点关于他们的印记。作为个体,他们也不过只是一片片小小的雪花或者一点点淡淡的春水,但没有他们哪能行呢,没有他们哪能有他们过后的一派明媚春光和一片千红万紫。
 
 
永远的周允老师
 
 
    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的周允老师。我上大学时,教过我的有很多很多老师,掐着指头一算,即使上不了百,起码也有几十个。但第一个我能想起的,还是他。他可以说是我那么多尊敬老师中的翘楚,是他们中间的领军人物。周老师1917年10月4日生于山西五台县照吞口村,2006年10月8日在长安大学与世长辞。
 
    年轻时,他考上了清华大学。1937年日本鬼子战领了大半个中国,清华大学南迁到了昆明,与其他它南迁的名校一起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他就是从这里毕业的,毕业证书是校长梅贻琦签发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出任第七公路工程局广元汽车修理厂厂长。1951年西北交通学校招收了首届专科生,但却缺少高水平的教师,西北交通部就把当时西北交通系统已经很有名气的几个专家调到了学校,周允老师也名列其中。从此,他便踏入教育园地,登上了大学的讲台。先后主讲过《普通物理》、《机械原理》、《金工工作法》、《汽车学》等十多门课程。
 
    1953年他出席交通部召开的全国交通系统大中专院校教学经验交流会,从此他的名声由西北走向了全国。1955年,交通部进行了专业调整,公路专业由西安调整到了辽宁,学校便成了一所单一的汽车机械学校,此时的周老师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学校一言九鼎的首席学术权威。
 
    1956年他参与了北京公路学院的筹备,正准备调往北京之时,北京公路学院撤销了,他就留下参加西安公路学院和汽车系的创建工作。在担任汽车系主任助理、汽车系业务主任和汽车教研室主任期间,他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被交通部评为中专二级教师、三级工程师,1963年评为副教授,1982年评为教授,1991年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1965年起,他开始培养研究生,第一个招收的是越南留学生,叫阮爱烈。由于文革的发生,研究生培养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废。改革开放以后,他出任汽车系主任,此时的他更为汽车系的发展和汽车学科、汽车学科学术团队和教学梯队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经过1978年准备,1979年他又一次招收研究生,这次招生终于成功,他便成为了长安历史上第一个培养研究生的导师。1981年国家实行学位制,他又成为了长安大学历史上第一个被批准设立硕士学位点的导师。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所有这一切,都完全靠的是自身的力量,依靠内因的积蓄和努力,在长安大学这块沃土上,土生土长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成功,才能真正代表长安大学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和水平。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周允教授才真正是长安大学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在长安大学耕耘了近60年的他,一生培育出了无数个优秀弟子,完成了无数项科研任务,获得过无数次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他创立了陕西省汽车工程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名义会长;他创立了全国汽车运用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为我国和陕西省的汽车业和交通业立下了不朽功绩。特别是他建立起来的学术团队和教学梯队,在长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远的不说,单就合并以后的十多年,就很能说明一切。第一任校长陈荫三教授就出自他的门下,第三任校长马建教授还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可见,周允老师的辉煌和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和深远。
 
    我读大学时,第一堂课就是听他讲《汽车概论》,是他领我走进了汽车之门。我虽学的是这门专业,但毕业以后却做了别的事情。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大约在198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我在学校教学楼前遇到了周老师,他叫住我告诉我,“你的那本《思想品德基础教程》不错啊,被学校评上了教材二等奖。”我很惊喜,因为这在社会科学课程里从来没有过,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不行,不行,只是尝试了一下”周老师便说,“当然,你还得下下功夫好好改改。”我尊照老师的指点,经过反复修改后送到了出版社,谁知出版以后竟被浙江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学校采用了,当时不知道我有多么地高兴。如今,每当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还有人关注它,还能在网上阅读时,我马上就会想起我们的周老师,想起了他亲切的指点。又一晃到了199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师打来的电话,他要我跟他一起参加陕西省汽车学会在秦川厂举办的研讨会,他听我迟疑了一下,便说,去吧肯定对你会有启发。那次研讨会规模很大,全国很多专家和汽车生产厂家的领导都来了。周老师和陈荫三教授在大会上都发了言,我记得,他们都是主张大力发展我国家用小轿车,以此振兴中国的汽车工业。这次会议以后,我出版了一本叫《交通美学》的书,在周老师推荐下,还在省上获得一个档次不高的奖励。如今在网络上同样也能查到,此时的我又会想起周老师,想起他的谆谆教诲。还有一次,那是1994年年底,他又来了电话,要我参加陕西省教育厅论文评审会。我一听大吃了一惊,便说我能行吗,他鼓励我说怎么不行,我鼓起勇气参加了。我们这个学科组当时三个人在四天之内要评审100多个申报教授、副教授的材料,还要写出推荐评语并要明确表态同意不同意。由于在这一次评审中并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漏洞,所以后来我就有了无数次参加这样评审会的机会。当然,我不会忘记,我会永远记着,我们的周老师。如果没有他的领路,哪会有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在他那里,我只能算作一个表现还可以的,但并不是他心目中最优秀的。他能如此这般扶持和提携我这个平平的不怎样的学生,他就更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所有学生和后辈。所以,不仅是我,而是我们。我们都会永远记着他,永远纪念这位大师级的前辈。
 
 
难忘的姚建伊老师
 
 
    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的姚建伊老师。姚老师是一位归国华侨,他的祖籍据说是广东梅县,家庭传说与英叶剑元帅有过很深交往,支援过中国革命。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英叶剑元帅的秘书还专门来学校找过他,但他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起过这事,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年轻时,他是在南洋和日本读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毅然回到了祖国。在滇缅公路参加抗日,担任一个汽车修理队的队长。在为祖国奉献青春和热血的同时,也练就了一身修理汽车的硬功夫。在这以后,他一直都在交通部门工作,为祖国交通运输业和交通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5年交通部的大中专院校进行了专业调整,他与其他200多名师生一起,由成都调整到了西安。从此,他扎根古都西安,在长安大学西安公路学院时期的讲坛上,主讲汽运工程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他是这个专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而这个专业又是长安大学最古典的一个专业,所以姚建伊老师毫无疑问是属于长安大学历史上元老和功勋层面的那一个级别。尤其让人津津乐道是他的语言天赋,他精通英、饿、日、德、法多种语言。要翻译一篇文章,对他来说简单得就像小菜一碟。有时出版社、编辑部要得紧,他常常是在邮政局门口就把东西翻译了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统计他有多少成果、多少作品,谁能说清呢谁也说不清,包括他本人在内。况且,他一生对这些东西看得都很淡,根本就不当一回事,把这些都当成了如浮云一般。他从来无党无派,无仇无怨,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从不触犯任何人,在任何运动中自然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冲击。当然,我想,他一定也会遇到过很多人生难题,但见到的他,总是笑眯眯的,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忧愁和烦恼。所以,我断定我们的姚老师一定是一位乐天派。他,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好人,这样的一位好老师,这样的一名名不见经传的爱国归侨,这样的一名在我心中堂堂正正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位令人敬重的好导师。
 
    姚建伊老师给我们上课是我到大学五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他给我们讲《汽车修理》。理论内容上完以后又带领我们到陕西省汽车大修厂实习了八周。在实习期间,他一直与我们一起坚持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的劳动条件很差,住的条件也很差。下班以后我们要走很远才能回到住处,在我们睡下以后,姚老师还会在灯光下继续读书或者写写划划。对于这个场景,至今我还依然记忆犹新,给我留下了终身难以忘怀的印象。厂里技术科要抽调学生和他们一起搞技术革新,姚老师要让我去。我心里没有底,心想在学校的时候,虽然也已经学过了汽车设计课程,还设计出过变速箱、离合器之类的东西,画过一大堆图纸。但都是课程练习作业,纸上谈兵,从来没有联系过生产。老师看出了我在犹疑,便说,你是学生就是来学习的,如果什么都会了,还来这里干什么。我鼓足勇气去了,在与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日日夜夜里,搞出了好几项技术革新,图纸都是我画的,虽然不好,但都造出了现实的东西。看到自己的技术革新成果,看到自己的进步,你想我能不感谢指导自己前进的恩师吗!
 
 
耿直的郭可察老师
 
 
    第三个我要说的是我们的郭可察老师。郭可察老师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他们家祖辈都居住福建省福州市的三坊七巷。那里现在已经成为中华十大文化名街,那里曾经居住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郑孝胥、陈宝琛、林觉民、林旭、谢冰心、郁达夫,正如民国初著名诗人陈衍的名句所说:“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郭老师家族的先人叫郭柏荫,是清代道光十二年的进士,曾任广西湖北巡抚。到了郭可察老师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中国材料科学之父师昌绪院士也属于这个家族的,是这个家族的女婿,属于第五代。郭可察老师的弟弟郭可信院士是著名科学家,他的另外两个弟弟郭可訒和郭可詹也都是著名的教授。
 
 
这是三坊七巷正在修缮的郭柏荫故居
 
 
    在这样家庭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郭老师的身上必然会充满中国文化特有的气质和气派。大学毕业以后,他曾经参加过太平洋战争,在马里亚纳美军的一个空军基地修理飞机、坦克和汽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回到了祖国。由于他的特殊专长和技能,在中国的交通运输和教育界一直地位都很高。
 
    1953年,交通部着手筹备建立建立中国第一所公路交通大学——北京公路学院,作为第一批主干教师的他被调了过来。在此期间,他多次到清华等大学进行调研,收集资料,并主笔完成了北京公路学院“汽车运用与修理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1957年,北京公路学院被撤销,他又从北京第一批调到了西安,在西安公路学院的筹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当他雄心勃勃想大显身手的时候,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中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他,响应周总理的号召,设计研制“微型小汽车”。他与其他老师、学生一起经过日以继夜地奋战,研制终于大获成功,其性能甚至超过了清华大学的同类成果。后来他又参加了很多研究,都取得很好的成绩。1962年虽然平了反,但他还是被称作摘帽右派分子。再后来,在那风浪叠起和命运多舛的日子里,不用多说,那肯定是更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也明显地感觉到,此时的郭老师呀,似乎也渐渐学会了自我保护。在学习或者批判会上,我记得,他并不多说话,有时非要让表态,他也要等我说完后才会说。因为他认为我政治思想好,可靠。
 
    1978年,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彻底解放以后的他,其蕴藏的智慧和能量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汽车运用与修理》等著作,发表了许许多多论文,承担了很多课题,指导了不少研究生。也就是在此时,病魔同时也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不幸又一次来了。就在他北京养病期间,他还计划为学校建一个现代化汽车实验室,从项目申请到立项,从机械到电控,从整体结构到各个零部件,筹谋划策。利用在北京治病,带病奔走交通部等有关部门。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身体透支很大。但他一心想把病治好,以补回失去的损失。听说哪能治,就到哪去。从广州到北京,不辞辛劳,为了还能做工作,他想尽了办法。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他的实验室。为了生存吃一口饭,都要撬开嘴,才能下食。就他与死亡抗争的坚强毅力,如果再给他十年,他的实验室一定是最棒的。郭老师的信念、信仰和毅力如此坚毅不拔,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又由于他长期要求和申请入党,在临终的前一天他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然只有一天的党龄,但却是一位一生的忠贞不渝的爱国者和先进的知识分子。这能不又一次感动我们,他就是这样一次次感动我们大家。
 
    人的一生难得有几位好导师,我有幸遇到了,这的确是自己的一种幸运和幸福。郭老师给我们上课,也是我们到了高年级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旧件修复》和扩展知识面的一些讲座。我记得当时他上课时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领我们到实验室和教学工厂去,在现场一边讲解一边让我们操作。但我不行,一遇到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地方,我就不敢动手了,生怕把东西弄坏了或者出什么事故。此时的郭老师便会好不客气地说我,“又不是纸糊的,怕啥”、“你领会得怎么这么慢,不用心吧”等等。当我毕业留校工作以后,还会经常遇见他,他还是老样子,还是用这种口气提醒我,说我。当然也会问我,当前的形势你怎样看。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不知道曾经发生过多次。当然,一开始我还是有看法的的,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有时,他要是对我稍微客气了点,我倒觉得很不正常,很别扭。很可能,我估计,在他的内心,我永远会是他的学生;而在我的心里,说心里话,我从来都认为他是我的最好老师。当然,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改变它,我多么希望这样的师生关系,能永远地存在下去,能够永远有人像郭老师那样,随时随地提醒提醒我,敲打敲打我。然而,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不可能再会发生了。
 
 
威严的陈卓尔老师
 
 
    第四个我要说的是我们的陈卓尔老师。陈老师给我们带课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而且还是在我们刚上大学的第一学期开学之后的不久。虽然离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他那威严的形象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他在讲课的时候,遵时守时,条条理理,干干脆脆,从不拖泥带水;有时他会站起来,有时也会坐下,无论站与坐,他都是端端正正,给人一种相当严谨的印象,留下了一个军人的形象。后来我也登上了讲台,每当我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时,陈老师的样子就走了过来,走进了我的脑海。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周之师”,却督促了我的一言一行,甚至一生。久而久之让我也养成了遵时守时的良好习惯,虽然我始终都还做不到端端庒庒。也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特别关注他的情况。后来传来了关于他的很多说法,说他是“国民党少将”什么的,说他在兰州市解放时有过什么什么功劳,等等。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就特别注意收集他的情况,采访过很多老师,也查过一些材料,原来关于他的一些说法并不都是没有根据的,有很多还是有历史的依据。
 
    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兰州中山桥(黄河铁桥),一百多年来,在时代变迁、风雨历程中,同兰州城的命运息息相关,也曾喜悦也曾悲伤也有健全也有损伤。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仅遭受过日寇飞机的轰炸和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破坏,还经受了兰州战役的战斗洗礼和考验。她为兰州的解放和整个大西北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她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一座永远的丰碑。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话说,我军要全歼兰州守敌,关键是要夺取兰州的主要屏障——南山,控制敌人唯一北撤的退路——黄河铁桥。兰州战役胜利的事实证明,黄河铁桥真正成了埋葬国民党马步芳军的一座坟墓:她截获了企图逃跑的残敌,将其歼灭在兰州主城区内,并且使2000多名敌人被迫跳进滔滔黄河之中而葬身。黄河铁桥同时也是我十几万大军进军宁夏、青海、河西走廊、新疆的重要通道。就在这个历史经要关头,如果不尽快抢修这座已经被战争破坏的铁桥,将直接影响到我军解放大西北的战略战役行动进程。也是因为这座铁桥技术含量很高,技术问题就是由长安大学西北交通学校时期的创始人之一,时任兰州第七区公路工程管理局副总工程师的孙发端副校长负责。现场技术施工就是由我们的陈卓尔老师率领他当时担任厂长的那个原第12军用汽车修理厂的职工149人完成的。从1949年8月27日抢修中山桥开始,一直到9月10日胜利完工,整整用了半个月时间。由于抢修成功,确保了部队按时的通过。在中山桥修复竣工后,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兰州市军管会主任张宗逊专门设宴,招待了所有参与修桥的相关人员。原第12军用汽车修理厂厂长,我们的陈卓尔老师,就是因在修焊铁桥钢梁的过程中表现突出,被推荐出席了兰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彭德怀和贺龙两位司令员,还亲自给他颁发了奖章。当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我们就一定会对长安大学的历史源头金城兰州,对我们的陈卓尔老师更加起敬?!我们深深向他,我们的好老师,致以崇高的敬礼!
 
兰州市人民积极抢修黄河铁桥,保证部队西进、北进歼灭残敌。
 
 
 
可敬的关世俊老师
 
 
    第五个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关世俊老师。关世俊老师是满族,1909年2月21日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前施家堡村,2009年8月13日在长安大学逝世,终年101岁。
 
    三十年代,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他辗转来到西北,担任兰州汽车配件制造厂厂长,二级工程师(一级工程师为最高,四级以上相当于教授)。1951年西北交通学校招收了第一届专科生需要高水平教师,因为他当时已经在西北机械制造工程界很有名望了,所以就把他由工厂调到学校担任教师。1955年他被交通部评中专一级教师(当时中等职业学校最高级别,相当于行政十级,正厅级)1963年被西安公路学院套定为教授,1980年2月经由陕西省高等教育局确认。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1年起主讲《金属工艺学》、《金属学及热处理》、《矿山机械》等专科本科课程,1982年开始主讲《铸铁金相学》、《物理冶金学》等研究生课程。他主编了《金属工艺学》、《金属学及热处理》等教材,发表的《金属d型石墨铸铁强度研究》等论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他主持建设了金相和热处理实验室和教学工厂制造车间,为学校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老师给我们上的是《金属学及热处理》,这门课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学好是很不容易的。但关老师能深入浅出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所以当时的我学习这门时并不感到有太大的困难。这门课结束以后,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和关老师再没有了任何联系了。直到1970年代初的一天,教授们不吃香了,要他们从原来住的大房子往外搬。正当关老师一家三口吭吭哧哧搬家时,我刚好路过了,看到关老师与他老伴都已到了花甲之年,累得汗流浃背,不忍心了,就上去帮了帮。搬完之后,我感到房子那么拥挤,就说这哪能行呀?关老师便一再说,行行行,蛮好。他说这话时,让我觉得,好像是并不完全是出于当时形势所迫,看不出很勉强,很可能他当时就是这样的认为。就是这么一次,我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了。他对我很信任,我对他更加敬重。后来只要是一见面,话总是说不完。他说他一辈子生活水平要求都很低,从不乐意参加什么宴请,不与上司来往过密,不抽烟喝酒,也没有特别的嗜好,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等等。90岁以后,我还在院子里见过他好几次。我很羡慕他,一再向他表示祝福。他大脑依然很清楚,一点也不糊涂,但我却感觉他似乎已经有了点“老小孩”了。他说他已经安排了事后的墓地,在呼和浩特市,是大女儿找的,在烈士陵园里。他对烈士陵园几个字特别看重,强调过好几次,说过好几遍。我和关老师,我是学生,他是老师,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礼尚往来”,纯粹是一种“君子之交”。他一生洁身自好,清水出芙蓉,一身正气,很注重修身养性,严于律己。他能长命百岁,他老伴更超过了100,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不是一般家庭所能达到的。关老师啊,您永远是我敬重的好导师,永远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注解:本文应用了徐元福、何恒弼、高忆春等老师提供的口头材料,图片是从网络上收集而来,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长安大学汽车学院也就是过去的汽车系,与其它系相比较应该算比较老的一个了。现有的长安大学的院系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和它有这样那样的渊源关系。汽车系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期是在1955年至1965年这十年时间。在这个期间,这里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中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回来的“海归派”就有将近二十个吧。本文提到的姚建伊老师是从日本回来的,郭可察老师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们读的什么大学,取得什么学位,很惭愧,我都没有收集到有关资料。还有从英国回来的姜生同老师,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民国时期担任陕西省或者西安邮政局局长。他是长安大学历史上电工电子一类学科的开拓者,1970代初逝世时还是我主持追悼会,悼词也是我念的,几十年过去了,关于他情况现在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了。还有郑澄安老师,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与周恩来、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过很多交往。他是制图课的开拓者,但收集不到有关材料。解放以后,从苏联回来的还有大一批,现在他们都成了教授或者博士生导师,已经分散在几个系了,关注他们的人很多,也不需要我再去花多余的功夫了。鉴于以上情况,有关汽车系当时老师的一些情况,原来我准备写10个,但条件不具备,所以就此了结,不准备写下去了,就到此了。本文同时献给教师节,献给我所敬爱的所有老师,祝福辛勤操劳的园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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